古代书画日程安排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Poly Auction 2023 Spring

/ 预展时间 /

6月30日至各专场拍卖前一日

/ 预展地点 /

北京国贸大酒店

/ 拍卖时间 /

7月5日（星期三） A厅

10:00 艺林藻鉴——古代书画

19:00 仰之弥高——古代书画夜场

7月5日（星期三） C厅

9:30 古籍文献 金石碑帖

翰墨菁萃 西文经典

/ 拍卖地点 /

北京国贸大酒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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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t 805

曾国藩（1811-1872）左宗棠（1812-1885）刘蓉（1816-1873）乔松年（1815-1875）潘祖荫（1830-1890）等

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册

册页(14通) 水墨纸本 尺寸不一

1755年作

估价：RMB  1,000,000-1,500,000

出版：

高阳笺注《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真迹》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发行，1988年。

说明：

1.朱海涛家族旧藏。据出版序言，知此册为长沙朱海涛先生家族旧藏，先生先祖朱乐道堂主人商贾之余，涉猎书画收藏，此册为其旧藏，海涛先生终身守之，且于年过古稀（1987年）之际，出版公布于世，今又由先生后人友情提供。

2.台静农曾为此册题签，今存书名复制件。台静农（1903－1990），本姓澹台，字伯简，原名传严，改名静农，安徽霍邱人。著名作家、文学评论家、书法家、教师。1925年春初识鲁迅，后两人关系密切，友谊深厚。1927年后，任教于辅仁大学、厦门大学、山东大学及齐鲁大学等。抗战后，举家迁四川，任职国立编译馆。1946年赴台，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。台静农治学严谨，在文学、艺术、经史等多种领域均涉之甚深，并以人格耿介、文章书画高绝驰名。有《静农论文集》《静农书艺集》《台静农散文集》《台静农短篇小说集》等行世。

3.作家高阳撰文作序并笺注。高阳（1922－1992），本名许晏骈，字雁冰，笔名望君、吏鱼，生于钱塘望族。高阳擅长史实考据，曾以“野翰林”自道。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，更重要的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。1962年，高阳应邀于联合报副刊连载《李娃》，此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，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的滥觞。尔后发表的《慈禧全传》及胡雪岩三部曲《胡雪岩》《红顶商人》《灯火楼台》，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。

4.是册出版物中收录信札十二通，未收者二通。共计十四通三十四纸。

王文韶（1830-1908），字夔石，号耕娱、庚虞，又号退圃，祖籍浙江上虞梁湖，浙江仁和人。咸丰二年进士。初为户部主事，同治间任湖南巡抚，光绪间权兵部侍郎，直军机，后任云贵总督，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旋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官至政务大臣、武英殿大学士。

乔松年（1815-1875），字健侯，号鹤侪，山西徐沟县人。道光十五年进士，授工部主事，后任湖南乡试副主考，再迁郎中。咸丰三年，乔松年历任松江府知府、江苏苏州知府，同治二年任安徽巡抚。同治五年调任陕西巡抚。著有《萝藦亭遗诗》《萝藦亭札记》《萝藦亭文钞》《论语浅解》《乔勤恪公奏议》。

刘蓉（1816-1873），字孟容，号霞仙，湖南湘乡人，清朝湘军将领、桐城派古文家，官至陕西巡抚。有《养晦堂文集》等。

蒋益澧（1825-1874），字芗泉，湖南湘乡人。咸丰初投入湘军为曾国藩帮带亲兵营。后又统带新营。历任知县、知府、道员，授广西按察使，升布政使。后又率军援浙。同治元年（1862）攻占杭州后，任浙江布政使。同治五年擢广东巡抚。后被派往左宗棠军营候补。不久，任广西按察使。旋告病回籍。

毛鸿宾（1811-1867），字寅庵，又字翊云、寄云，号菊隐。历城人。道光十八年中进士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，后被授翰林院编修。后任监察御史、给事中。咸丰五年始，毛氏先后在湖北两地任道员。咸丰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抚。同治二年毛鸿宾擢升两广总督。

杨翰（1812-1879），字伯飞，一字海琴，号樗盦，别号息柯居士，直隶河间人。道光二十五年，中进士，授官湖南辰沅永靖道台，官至永州知府。

《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真迹》序

文 / 高阳

清朝中兴名臣筹划军务手札真迹，收曾国藩、左宗棠等致罗泽南、刘蓉、刘腾鸿、萧启江、曾国荃、胡林翼等亲笔函迹十件，其数戋戋，但在史料上的价值，是决不可以量来作为判断标准的。

王闿运作《湘军志》，凡十六卷，以地以事，各为以篇。例外有二：一是叙“曾军”有“后篇”；二是叙江西特详，有“江西篇”“江西后篇”“援江西篇”。于此可见近代史中最大关目的敉平洪杨之乱，江西是处于何等重要的枢纽地位。这十件手札中的主要的部分，正可以反映咸丰五年至七年，曾国藩在江西、左宗棠在湖南、胡林翼在湖北，彼此紧密协力、共济时艰的实况；由平洪杨的领导人物，于平洪杨的关键时刻、敉平洪杨的枢纽之地，在这一个过程中，截取任何一段实录，对研究近代史的人来说，都是必须珍视的。

《湘军志》

江西何以会成为平洪杨的枢纽之地？读过《湘军志》，再打开地图来一看，立刻就能充分领会。江西绾毂六省，为湖南、湖北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所环绕，王闿运谓为“群寇孔道”。塞此孔道，方能割裂“群寇”、包围“天京”。王闿运在“江西篇”的结尾中说：“明年（咸丰十年）寇陷苏杭，国藩督两江，以江西为根本，其强弱轻重，与初败九江时绝殊。”曾国藩九江初败，在咸丰四年十二月，据《近代史事日志》记载：

十二月六日：胡林翼、罗泽南攻湖口梅家洲，为罗大纲所败。

十二月十二日：胡林翼、罗泽南、李孟群、彭玉麟水陆攻梅家洲，为石达开、罗大纲所败，水师都司萧捷之等轻舟百二十余号，陷入内湖。

十二月廿五日：石达开、罗大纲、林启荣夜袭湘军水营，焚师船百余，获曾国藩坐船，国藩遁去。

十二月廿九日：罗大纲败罗泽南、塔齐布于小池口。

于此可知下一年为决定性的一年，而江西则为决定性的一省，爱新觉罗皇朝的命运，全看这一年能不能稳住、这一省能不能保住。

其时两湖、安徽、江西视如一体的观念，业已确立，在此观念下所产生的战略是：先复第三次被占的武昌，再图江西、安徽。此一战略为罗泽南与曾国藩所商定，而为新任湖北巡抚胡林翼，与湖南巡抚骆秉章以及为骆秉章主军务的左宗棠所同意，并即由罗泽南担负援鄂之任，于八月廿七日，自江西义宁州拔营，趋湖北通城，经营武昌。这一册手札的第一件，便是曾国藩致援鄂途中罗泽南与刘蓉的长函。如果说，我们要研究曾国藩在江西何以能扭转“绝殊”的形势，而以之为督两江的“根本”，那么，这一册手札中的前面五件，将会提供最正确的讯息。

《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册》

曾国藩《致罗泽南、刘榕札》局部

作《东华录》的王先谦，论军事史之失，曾有这样一段话：

“兵事曲折轻重，非当日身亲目击者不能知其深；事过境迁，化而为文，则人但知问其笔墨如何？而兵戈是非，无复言之者矣。”

平洪杨过程中最艰苦、最有关系的一段实况，后人虽未能身亲目击，但得读局中人的亲笔记述，则与身亲目击不过一间之差，其幸何如？

具体而言，这一册手札，对于印证事实、探究真相，在研究平洪杨的历史方面，至少有下列三点帮助：

第一，曾国藩、左宗棠戡定大乱，各建方面之业，他们在军事方面的成就，到底如何？长处何在？是善于将将呢，还是长于谋画？而能使身经百战的大将，俯首听命，是由于他们手握生杀予夺的大权，不能不受限制，抑或别有令人信服者在？这些常会使人迷惑，而难有清晰概念的问题，在这册手札中，可以获得许多珍贵的启示，尤其是相互参看以后。

《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册》

曾国藩《致罗泽南、刘榕札》局部

如曾国藩致刘腾鸿一函，畅论“用兵最宜讲主客之势”，切不可久顿城下，并引向荣、塔齐布等人的往事为例证，其言如此：

以重兵屯于城外，如寄食于富人庑下，贼常为主，我常为客，不过数月，贼气日稳，我气日馁，士卒以积久而生玩，主将以无功而耻退，愈久而愈不愿，于是贤将或愤郁而致疾，不贤之将或积疲而致败，此皆国藩所身历目击之事。

《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册》

曾国藩《致刘腾鸿》局部

他是由经验法则，参以前人兵法，推演出来一套“主客之势”的理论，主者主动权，但曾国藩所解释的主动权，看来反似被动，如告诫围瑞州的刘腾鸿说：

久顿城下则贼为主，而我为客。若于东北扼要驻扎，使瑞城与东新之贼不得相通，则逆党必以全力来扑，是我为主而贼为客。

《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册》

曾国藩《致刘腾鸿》局部

敌以全力来扑，我亦当出全力以御，这看来好像是被迫应战，无怪好些名将都不能接受他的理论。其实曾国藩的本意是：不能使敌以逸待劳，要迫敌出战，不遑宁处。这是很高级的战略指导原则，但执行不易，难期速效。至于临阵指挥，随机应变，则曾国藩不如左宗棠。

左宗棠致萧启江论湖南援江西云：

湖南援江，以大局论，宜分三路出师：一由浏阳为中路，一由茶酃为南路，一由通城为北路。贼之备多力分，我得乘胜长驱，不为贼所牵制，此计之上也。所惜者，三路非万数千人不可，兵力难、饷难，终嫌单薄，非得数大捷不能放心；即得数大捷，犹难放心也。

《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册》

左宗棠《致萧启江》

指画形势，言简意赅；而对兵要地理的熟悉，尤为左宗棠在指挥作战时，一项他人所难以望其项背的长处。如咸丰七年初夏，石达开率众数万，由安庆至彭泽，一股援江西太平军、一股犯鄂，左宗棠函告刘腾鸿云：

若其分援江西各郡之贼，则以瑞为急，亦必自南康、德安一带取道而来……瑞贼死守不去，其为待援无疑，而翼贼此来，恐亦不能忘情于瑞，当谨备之也。

《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册》

左宗棠《致刘腾鸿》局部

左宗棠对抗石达开的措施，函中亦曾述及除由李续宾一军迎击外，并飞函新近在安吉大捷的王錱（璞山）沿赣江北上驻樟树镇（临江），“相机而动，出其不意，一挫狂锋，则于鄂、于江皆大有裨益。”函后又有附启云：

若璞兄到临，而贼尚未到南康，宜急由瑞州、奉新进驻德安县，一以壮迪军（按：指李续宾所部）声援；一以截其竄瑞昌赴鄂之路，更为万全。而援瑞之贼，亦断不能到瑞州矣。

按：石达开如犯鄂，则必自彭泽往正西，经湖口、九江、瑞昌而入湖北，其援江西一股，当在九江分兵经南康（星子县）、德安南下。如王錱先到临江，而石达开尚未到南康，则围瑞州的任务，可由王錱接替，刘腾鸿先一步，经奉新北上，驻扎南康西南的德安，此处正北数十里即为瑞昌，若能扼守此处，石达开既难犯鄂，亦难援瑞。寥寥数语，利害得失、进兵顺序，剖析至明，实非山川形势了然于胸者不办。

第二，从来言平洪杨战役者，皆详于后而略于前，尤其是克复江宁之役，更所津津乐道。其实安庆既克，进围江宁，破城只是迟早间事，曾国荃以曾国藩提携、李鸿章情让，遂建大功，其麾下“先登十将”皆受上赏；而早期战死名将，若罗泽南、李续宜，犹有知者；如刘腾鸿、萧启江，则湮没不彰。每读战史，辄生“好死不如恶活”之想，是一种很不愉快的感觉。

按：湖北援江西，所派主将即刘腾鸿，湖南则派刘长佑、萧启江，将五千人分道并进，一攻萍乡，一攻万载，刘长佑后因病回乡，由姪坤一代领其军，萧启江则始终其事，“以锐疾深入为能”。王闿运统计自咸丰五年至八年八月，“湖南援江西者，水陆勇丁九千，军饷二百九十三万”，并列数由湖南援军攻克的府城县城，共廿三座之多，大半为萧启江的功绩。

至于刘腾鸿阵亡瑞州，《湘军志》“江西篇”叙其经过云：

刘腾鸿之围瑞州也，频破寇援，尝以三百人败万众，作长壕以困城中，围攻一年，所役作壕垒，如数万人之功。城寇知死，乃突围力战，（咸丰七年）七月庚辰朔，腾鸿攻城中炮伤；明日更战，军士知腾鸿志必克，争致死，尽破台垒，炮丸两下，中腾鸿胁，仆。弟腾鹤扶之，强视语曰：“城不下，无敛我。”军中皆泣，冒炮登城，斩杀强寇大半，除道开门，迎腾鸿尸入治丧。闻见者莫不悲壮其志，以为腾鸿能用众也。……

腾鸿死，而所部称精兵，至今闻其名。凡曾从腾鸿者，皆服其勇，在湖南诸将中，名欲过李续宾矣。

但知刘腾鸿者，与知李续宾者，恐怕不止于一与十之比。今幸而有此一册手札，知刘腾鸿官秩虽微，而实为直接受命于曾、见重于左的大将，而从提醒后人，言洪杨之史实，不应专注于左宗棠、李鸿章既当方面之后；更不应一味执着于位髙则权大，权大则任重，任重则功过显的僵化模式。

第三，达官函牍，每为幕僚代笔，惟亲笔最可贵，因为由称谓语气之间，可以看出彼此的关系，以及本人的个性。即就称谓一端而论，便可看出许多消息，如曾国藩致罗泽南、刘蓉（号霞仙）函，称二人曰“罗兄、霞弟”，相形之下一显曾国藩对罗泽南的冷漠，但《清史稿·列传一百九十四·罗泽南传》，不特述其事功与曾国藩不可分，而且予人以合作无间的印象，其中记曾、罗唯一不协之事为：

“石达开自崇阳败后，窜入江西，势复张。曾国藩檄泽南回援，泽南以武汉为南北枢纽，若湘勇骤撤，胡林翼一军不能独立，现在贼粮将尽，功在垂成，舍之非计。”

用隐笔谓罗泽南不奉檄。世传罗、曾不睦，彷彿由此而起，今由此函证明，少同里，同讲理学的曾、罗，在此以前，便已情不投、意不合，函中“罗兄专衔奏事，亦已附片具请”，足以显示官街为浙江宁绍台道，并无专摺奏事资格的罗泽南，已不愿受曾国藩的节制，有所陈请，希望直接奏请上裁，更是与曾国藩意见不合的强烈表示。

《清朝中兴名臣筹画军务手札册》

曾国藩《致罗泽南、刘榕札》局部

但以此事与曾国藩翌年七月廿七日致函刘腾鸿，称之为“仁弟”这一点合参，可以推知若干史书所未载的真相，从而反映出曾国藩的知人用人之道；胡林翼调和将帅，促成团结的苦心与手段；以及罗泽南毕竟为讲理学的有道之士。

推断当时的事实真相是，湖北、江西战局以石达开的动向为转移，当罗泽南由江西援湖北时，石达开自安庆溯江西上，二十天后在武昌县登岸，立即南下，抵达咸宁，其时罗泽南甫克湖北崇阳，复为石达开所夺。石之原意是要会合广东的“天地会”，共取湖南；但罗泽南力保入湘要道的羊楼峒，而湖南的防守，亦颇严密，石达开遂折而往东入江西，取修水、下南城、占瑞州、入临江、掠新淦、破袁州。于是会合天地会围吉安。二月下旬，曾国藩自南康进驻南昌，以战船为行台时，石达开已攻陷丰城，十日之间，连破抚州、东乡、万年、建昌，自西、南、东三面完成了对南昌的大包围，江西为太平军所占者计府城八、州县城五十余。

当其时也，湖南已遣刘、萧援江西，独湖北不应，则事非得已，《湘军志》“湖北篇”云：

六年春正月，江西寇患愈亟，陷七府城，议者交章调罗军，浙江、湖南巡抚皆以为言，文宗以武汉功可期，特不许，言者益众，诏官文等通筹利害。泽南念曾国藩艰危，义与同死生，而垂成功不可弃，日夜忧愤，督战益急，自正月至二月，大胜数十，小战百数，寇婴城待援，士卒多伤，官军每战，辄薄城下，寇阴穴城为突门。三月己未，寇开城迎九江援党，泽南率师要之，寇奔城，追之，突门开，直冲泽南军，军不能退，泽南躬拒之，三退三进，军几溃，火枪铁子中泽南左额，血霑衣，犹踞坐指挥，乃得收军还。乙丑创发，卒于军。军中哀泣，江西、湖南闻之，皆叹息失气。

按“突门”一词，见《墨子》：“城百步，一突门，突门各为窑灶。”孙诒让《墨子闲诂》云:“此城内所为以备敌者。”又《六韬》：“百步一突门，门有行马。”则“寇阴穴城为突门”者，乃是武昌城内的太平军，在城墙上打数洞作通道，内设拒马，亦即置伏兵于城内，等官军直薄城下时，移去拒马，伏兵齐出。罗泽南之中伏，在于冒险轻进，轻进则由于急收“垂成功”，以便回援江西，是则罗泽南之于曾国藩，似负而实不负。

罗泽南殁后，李续宾代领其众，而武昌太平军，得来自九江、兴国的党援，守益坚固，胡林翼本早有援曾之心，但为尊重罗泽南，不便坚持己见，泽南既殁，胡可专主，故处境虽艰，仍分精锐四千一百人援江西，此即刘腾鸿的湘后营。刘为知县，以曾国藩之弟同知国华虚摄其上，是为了便于曾国藩的指挥。为人设想，绸缪曲至，此为淮军所无的湘军特色，胡林翼尤为尽心。至于曾国藩称罗泽南的弟子刘腾鸿为“仁弟”，不独表示他看重刘腾鸿，且亦示人以与罗泽南毫无芥蒂，罗的弟子，就是他的弟子。倘非如此，罗泽南的部曲恐不能倾心为曾所用，此又是湘军与不忘门户之见的淮军，大异其趣之处。

综上所述，已可概见此一册手札之可贵。至于真迹本身的文字精炼，书法超妙，明窗净几，展卷清玩，足消永日，犹其余事。

手札真迹原藏者为朱海涛先生，得之不易，委请联经出版公司景印问世，期垂久远。联经以其为极珍贵的史料，所惜时地人事，均欠明晰，因我曾有为故宫博物院整理翁同龢致张荫桓手札的经验，特征得原藏者同意，委其事于我，爰略作披汰，存其有关筹划军务者凡十件。考定时日、重加编次，并附必要的笺释。既成重阅，感不绝于心，认为有将这一册手札的价值介绍给读者的必要，因作此篇。是为序。

lot 825

吴昌硕（1844-1927）隶书“坎盦”

镜心 水墨纸本 34×135 cm

1921年作

估价：RMB 1,800,000-2,200,000

出版：

1.楠濑日年著《书道文库：邓完白、包世臣、吴让之、赵之谦、吴昌硕》第19卷，第43页，有信书房，1939年。

2.《吴昌硕全集》书法卷二，第266至267页，上海书画出版社，2017年。

说明：

上款为楠濑日年。楠濑日年（1888-1962），日本高知县人，日本近代著名艺术家、篆刻家。名恭卿，别号鹊巢、坎盦等。曾多次赴中国，随章炳麟学作文章，随吴昌硕学习篆刻。著有《篆刻新解》等。此作即收录在其编著的《书道文库：邓完白、包世臣、吴让之、赵之谦、吴昌硕》一书中。

lot 826

毛公鼎拓本

立轴 纸本 192×68 cm

1755年作

估价：RMB 1,000,000-1,800,000

出版：

《杭州金石全形拓非遗保护发展中心作品辑》，第24页，西泠印社出版社，2017年。

说明：

1.毛公鼎为西周晚期青铜重器。此拓本为孙秋颿旧藏，是端方藏得毛公鼎之后，所拓四本之一。

2.拓本上有罗振玉、钮嘉荫、冯恕、姚华题跋。

3.孙桂澄旧藏。孙桂澄，字秋颿，河北衡水人。清末民初著名古玩收藏家、鉴赏家，北京琉璃厂式古斋古玩铺创办人，与王懿荣、端方等人过从甚密。

4.钮嘉荫（1857-1915），字叔文，号闻叔、夫椒山民，室名结古欢室，吴县（今苏州）人。精鉴别，工书及篆刻，金石考证，真草篆隶，均能入古。

5.罗振玉（1866-1940），字叔蕴、叔言，又字商遗，号雪堂，晚号贞松老人、松翁等，浙江上虞人。迁居江苏淮安。擅考古，工书法，行楷古籀，端严方正，小楷尤为精妙。对中国科学、文化、学术颇有贡献，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、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、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、整理敦煌文卷、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、倡导古明器研究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。一生著作达189余种，校刊书籍642余种。

6.冯恕（1867-1948），字公度，号华农，原籍浙江慈溪，寄籍河北大兴。历任海军部参事，军枢司长及海军协都等职，晚年定居北京。工书法，精鉴赏，书法功力颇深，尤以颜体着称，过去京城流传过“无匾不恕”的口碑。

7.姚华（1876-1930），名芒，字一鄂，又字重光，号茫父、弗堂、莲华盦主等，贵州贵阳人。光绪三十年进士，官邮传部主事。曾留学日本，后嗜金石书画，凡山水、花卉、篆隶真行，皆为时所重。于诗文词曲，碑版古器及考据音韵亦无不精通。居京时，与陈师曾最善。晚年以鬻书卖画为生。历任北京女子师范校长、朝阳大学教授等。

《毛公鼎拓本》局部

《毛公鼎拓本》局部

lot 806

吴熙载（1799-1870）行书“琴隐园”

镜心 水墨纸本 34×100 cm

1755年作

估价：RMB 100,000-200,000

说明：

上款为汤贻汾。汤贻汾（1778-1853），字雨生，一字若仪，号琴隐道人，又号粥翁，江苏武进人。以荫袭云骑尉，积官至浙江乐清协副将。不得于上官，退居江宁（今南京）。筑琴隐园，后又构别墅曰狮子窟，饶有幽泉峭石之致，啸咏其间，海内名宿多与之游。太平军攻江宁时，集义勇守城，城破，赋绝命诗，投池死。谥贞愍。贻汾善画山水、花卉，兼工行草书，与戴熙并称“汤戴”。著有《琴隐园诗集》《琴隐园词集》《书荃析览》，杂剧《逍遥巾》等。

清代是碑学兴起的重要时期，它打破了帖学长久以来固步自封的局面，在取法对象、笔法及审美趣向等方面开辟出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，吴熙载作为清朝时承前启后的一代名家，推陈出新，走出了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。清代众多书家开始从汉碑中取法，吴熙载是其中较为恪守规矩的一位大师，他的临作以原作为依托，淳厚而有古意，吸取原作的神韵又参入己意。此作品为吴熙载书赠汤贻汾斋名《琴隐园》横匾，吴熙载多以篆书闻名，行书和楷书取法包世臣，不多见于世。“琴隐园”三字堂堂正正，骨肉停匀。尤其用笔丰腴而不失其劲；结体较为方正，笔画显得润泽厚重。提款秀气雅致，结字工整细致，中宫收紧而四面开张，波挑分明，在力量感与灵动感的协调上非常出色。

吴熙载与汤贻汾的情谊最早可查，可追溯到1841年：清汤贻汾作《琴隐园雅集图卷》，吴廷颺引首，现存于首都博物馆。其二为：清汤贻汾作《花卉山水图册（十二开）》，暑：“己酉（道光二十九年，1849，72岁）春日年七十二”吴让之篆引首并同治己巳一题（涉及包慎伯事）。现存于上海博物馆。另有清吴熙载作《篆书八言联》，雨生上款，现存于故宫博物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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